实际上，除了同样作为总统大选年外，2016年与2020年在多方面都有诸多“形似”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016和2020年都是以大跌开局：2016年德银Coco债与日本央行负利率引发全球市场动荡vs. 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市场大跌;

  2)大跌后全球央行均转向宽松：2016年3月G20央行财长会议传递宽松信号vs. 2020年3月美联储采取一系列紧急流动性投放和资产购买措施，全球其他央行也大举宽松;

  3)利率水平初期大幅下行：2020年3月10年美债一度降至0.3%的历史低位，进而帮助市场率先在估值修复下反弹但基本面仍在下行;

  4)在市场持续反弹和基本面复苏迹象之后，货币政策放松已经放缓，利率没有进一步下降：英国2016年关于2020年3月之后美国和美国债务利率意外撤出的全民公投已经累积了0.6%；

  5)美于利率预期突然上升，famng的主要技术股在2020年9月暴跌，2016年初下跌，随后在短期大选前继续疲软；

  6)美元指数上半年整体下行，2016年9月受加息预期升温有所回升，大选结果出炉后大幅上行。

  我们认为，2016年和2020年之间的相似性并非完全巧合，而是类似宏观环境(增长路径和货币政策反应)和政治事件周期(即选举)所产生的市场和资产价格演变的相似逻辑。

那么，随着大选即将进入最后的冲刺期，复盘2016年市场的演变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以下一些参考和借鉴：

   在选举结果最终公布之前，市场可能会保持疲软和波动；风险偏好是主要阻力。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后，政策和选举形势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投资者保持观望和谨慎的态度，如2016年的邮门。因此，从2016年9月到11月初大选投票，美股持续疲软，全球大部分主要资产也出现下跌。在分解市场表现的驱动因素后，我们可以发现风险溢价是主要的拖累因素，这也表明市场的短期压力主要来自于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这一结论与我们上一份报告《美国2020选举:现状、演变和影响》中指出的以往选举年的历史经验是一致的。

 将于9月29日举行的首轮总统大选辩论，议题涉及两位候选人过去的经历、最高法院、新冠状动脉病爆发、种族和暴力、选举公正和经济等，两位候选人对一些议题的表态并不排除引发争议和担忧。

  总统大选的三轮辩论对选情有重要影响。尽管总统选举辩论不存在所谓的输赢判断，但从2016年的经验来看，它对民调选情，尤其是对尚未做出决定的中间选民和摇摆不定的选民的影响仍然很大。在2016年前两场辩论之后，希拉里对特朗普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但是在第三场辩论之后两人的选情很快发生逆转，差距迅速缩小。

  考虑到此次选情依然胶着，拜登与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的民调差异只有3.6个百分点，因此未来一个月的选情变化，特别是辩论时的表现值得重点关注。

  在2016年特朗普突然举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和减税等有利于商业的政策预期的刺激下，美国股市、美国债务利率和美元在结果公布后都急剧上升，选举结果在短期内仍然产生重大影响，尽管由于短期透支预期过高，美国债务利率和美元在2017年继续下跌。

  针对此次大选结果，如我们在《美国2020大选：现状、演变与影响》中分析：

  1)在一般规律下，如果特朗普胜选，连任年份的风险资产表现将更好，而特朗普关于减税、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监管放松、财政赤字扩大的主张也有利于风险偏好上升、美股、美债利率上升和美元走强(但如果国会两院都由民主党控制，则可能会大大削弱这一点)；潜在的下行风险是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但基准情况是回归可交易极限施压。

  2)如果拜登当选，在政党全面转变之后，美元短期走弱，拜登更有可能依靠盟友而不是单方面关税来解决贸易问题或压制美元。在政策层面，除了支持基础设施、拜登的增税、医疗保健、金融监管，甚至可能提名沃伦担任财政部长外，沃伦对风险偏好都是负面的，因此对股票市场和风险资产而言是中立的。

  在拜登当选的情况下，在一般规则下，政党更替后，美元短期走软，而拜登更倾向于依赖盟友而不是单方面关税来解决贸易问题，也或压制美元。除了支持基建之外，在政策方面， Biden先生的加税、医疗保险、金融监管，甚至可能提名 Warren先生担任财政部长都不利于风险偏好，因此对市场和风险资产中性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