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怦然心动的改革时代

何刚：两人都是新时代的南方干部。秦1990年复旦大学毕业，去广州上南窗，后来回到上海30年；生总95年去深圳，97年去平安。25年来，两人都眼看着平安从一个区域性金融机构成为全球巨头。首先请回顾一下你来南方时的情况。

秦朔：回想当时，还是有点心痛。今年在深圳经济特区刚好40年，中国整个改革开放都是从深圳开始的。广州在1984年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当时市委书记徐世杰和广州市市长叶选平提出了一些先进的口号，比如让人从零开始发言，做一个叫“如果我是广州市市长”的活动，就是市民向市长提出建议，这些活动都是放在首位的。

广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拍了一部电视剧《圣梦海鲜》，因为计划经济时代广州人喜欢吃海鲜和鱼，但是只能吃死鱼。广州领导说那边的香港人可以吃活鱼。为什么我们广州人不能吃活鱼？因此，我们应该改革价格体系。当时有人说现在哪里有活鱼。像叶选平这样的老同志说，现在河里虽然没有鱼，但是只要有市场，家里的农场头就会开始养鱼，一开始价格会涨两三倍，然后慢慢降下来。后来，随着市场的开放和自由竞争，鲜鱼的供需逐渐达到平衡，这让我们大开眼界。

盛瑞生：深圳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热”。夏天，太阳不仅出汗，而且感觉像有油在流动；第二种感觉就是到处都是工地。当时深圳上海酒店西边还是一片农田，什么都没有。因此，这种天气和建筑工地，以及街道上的人群，让人感到兴奋。

我是通过招聘来平安的。当时平安内部寿险客户差不多有一百万，需要更好的服务客户。所以，我去这家公司帮忙编了一个客服信息媒体。我的家乡是江苏。江苏人夏天穿西装短裤，是男生的标准着装。到了深圳之后，我发现那里的年轻人都是穿长裤而不是西装短裤，安全的情况下一定要穿长袖衬衫，非常接近国际标准。我觉得不是爸妈教我们怎么穿，是平安教我怎么穿。

何刚：当时保险行业已经开始风云突起。1988年平安在蛇口创立，今年很多年轻一代对蛇口已经不太了解，为什么平安1988年前后能够从蛇口这个地方横空出世？

秦朔：今天，我们谈论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的动作不多，我想会大大减少。我在纪念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回忆深圳最早的改革开放有三个源头。第一个出处是袁庚，他受中央委托，在内地建立了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即蛇口工业园区。

当时蛇口之前没有深圳经济特区，后来深圳也没有。这里尝试了香港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包括“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是因为袁庚看到香港人周五前跑步，在银行存钱，因为如果他们周五下午3点没有存好，周末就没有利息了。这就是“时间就是金钱”的由来。后来小平同志南巡时，这句话被当作站在小平要经过的路上的标志，在大陆各地流行开来。

很多企业都是从袁庚的源头诞生的。1980年蛇口有CIMC，1984年有CSG，1987年在蛇口工业园内部结算的基础上成立招商银行。1988年，香港投资者表示，在内地投资只能购买一种保险，能否推广一些商业保险项目，于是平安诞生了。

除了这根主藤，还有一根是当时电子工业部办公厅主任、计算机局局长马福元。1985年，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同志派他到深圳，对省直部门、市直部门等电子企业进行整合部署，创办了深圳电子信息集团，后更名为赛格集团。华强、康佳等企业都在这里出柜，尤其是深圳的华强北市场，最终成为全球工业供应链的配送中心。

除了这根主藤，还有一根是当时电子工业部办公厅主任、计算机局局长马福元。1985年，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同志派他到深圳，对省直部门、市直部门等电子企业进行整合部署，创办了深圳电子信息集团，后更名为赛格集团。华强、康佳等企业都在这里出柜，尤其是深圳的华强北市场，最终成为全球工业供应链的配送中心。

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中旅集团副总裁马志明，他于1985年在深圳创建了锦绣中华、中华文化村和世界之窗，使深圳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地方。他模仿荷兰小人国，在深圳打造微缩景观，让中华文明在这里展示五千年。无论是袁庚先生，还是马福源，还是马志明，这些力量带来了开放的市场，国际化，很多子子孙孙从这里逐渐分离。

盛瑞生：蛇口开放港资后，来自香港的投资者和高管希望拥有多元化的保险选择，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也是平安诞生的最基本驱动机制。马总应该看到了这样的机会。他喜欢研究历史。他看到招商局早在100多年前就创办了第一家国民保险企业，当时叫仁和保险。于是他向袁庚建议“百年招商，老本行，开保险公司，但是真的很难。

马总开玩笑说平安成立于1988年，但他的资历应该算34年，因为他从1986年开始建言献策，中间有很多波折，各种申请、举报、沟通在北京和深圳之间来来回回。当时哪里不容易？这个企业刚成立的时候，连工商登记都麻烦。你的企业性质是什么？工商局说你不是国企，应该是股份制。但股份制在当时还是存在所谓“子行社”姓的问题。后来深圳聪明地改了，在股份制前面加了几个字，叫社会主义股份制。

第一代深圳企业家的理想主义

何刚：早期平安创业史里面提到“理想主义”，按理讲市场化是现实主义者，有钱就赚，只要不违法，就应该挖空心思把生意做大，这跟您所提到的理想主义什么关系？

盛瑞生：今天回过头来看，马总这一代的创业型企业家真的有着非同一般的宏大追求。其实平安成立时间不长，很难生存。然而，它想成为世界上一家非常强大的公司。目标对象是友邦保险、保诚、德国安联等百年老牌保险公司，我们当时是希望学习和赶上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马总这一代的创业型企业家真的有着非同一般的宏大追求。其实平安成立时间不长，很难生存。然而，它想成为世界上一家非常强大的公司。目标对象是友邦保险、保诚、德国安联等百年老牌保险公司，我们当时是希望学习和赶上的。我们的自信从何而来？第一，保险在当时的中国完全是一片荒地，曾经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规模是不可想象的；第二，刚才提到平安成立以来就很时尚，很国际化，做什么都是最好的国际标准。

1994年，公司增资扩股几次，管理层突发奇想说，既然我们想成为领先的国际公司，我们的资本股东能找到外资吗？我们突然看中了华尔街最好的两家银行，一家是摩根士丹利，一家是高盛。平安很小的时候就对自己的未来有很大的想象力，做事的起点也比较高。

秦朔：其实当年深圳在80年代中后期这一批企业，有着某种相似性。比如说万科、华为、平安，都是现在的世界500强，都是行业标杆。但是你会注意到，这三家公司创始人，其实在公司里面的股权都是微乎其微。

王石的股份很少，马明哲的股份也很少。任郑飞现在只有0.01%左右。这些人创业的时候，就是想改变当时的体制和机制，实现自己的抱负和远大理想，成为世界级的企业。所有这些公司都强调文化价值。万科的价值观是创造健康丰富的生活，在阳光下追求利润。华为谈奋斗者文化。和平是东西方文化精华的结合。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相结合。后来儒家文化为主导，田行健自强不息。

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些公司一开始不只是想赚钱，而是如何套利。当时深圳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才。这些人层次不同，背景不同，学历不同。你用什么来团结他们？简单来说，钱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有目标和理想。特别是创始人以身作则，形成了这种企业文化，现在是长期的。

盛瑞生：还有一个关于牛顿和孔子的小故事。一开始，公司把牛顿和孔子的雕像放在培训教室的大厅里。1998年，中国开始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这时，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前来采访平安，马总带他参观平安的培训教室，向他讲述平安的文化。那天我碰巧在那里。那个记者很有趣。他说他知道马总说的是什么，但为什么是牛顿而不是爱因斯坦呢？马总沉默了一会，说你说的对，也许爱因斯坦更合适。因为牛顿代表经典物理，爱因斯坦代表当代科学。所以我们动作很快，不到一个月，牛顿的形象就被爱因斯坦取代了。

何刚：这三家公司确实有共同点。创始人在公司的股份很少，都有世界级的眼光，深入培养自己的行业，不做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正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设定的目标、规则、文化、价值观是不同的，不是为了短期的地方利益，所以这些公司在各自的行业中达成了相同的目标，成为了领导岗位。深圳可以生产这样的企业，但其他很多地方没有生产过这样的企业。

从产品到营销，再从战略到文化

盛瑞生：最初的深圳企业不约而同都特别注重文化建设，当时秦朔专门在《南风窗》做过一个策划，评价了6家中国最有文化魅力的企业，其中就有平安。

秦朔：我当时写了6家企业，只有一个企业君安证券后来被合并了，除此之外其他5家企业现在都成为世界500强：华为、平安、万科、海尔和联想。

20多年前，我走访了广东很多企业，发现企业短期内可以依靠产品。然而，广东的产品变化很快。今天可能是风扇，两天消毒碗柜，两天空调，经常换。还能靠什么？需要更好的营销体系。现在看来广东很多企业的成功都和营销体系有关。无论是当年的BBK、乐百氏还是海天叶巍，渠道都很重要。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企业战略。万科一开始什么都做，最后慢慢收缩。后来我觉得文化和价值观比战略更重要。如果这套东西不存在，公司就会倒闭。当时有很多课。于是我开始观察哪些企业更注重文化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察渠道就是看他们内部的报刊。

深圳当时是中国最繁华的地方。华为当时有一份《华为人报》，有很多管理手册。平安有晨会，形成了体系。我觉得很有意思。一定要看到。于是我去采访了一些人。面试结束后，我发现安全从事文化建设并不空虚。真的希望一套文化能让员工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当时马总讲得很有意思，说就算系统单独可以管理，成本也很高。文化和制度结合起来，管理成本会低很多。

盛瑞生：如果给平安企业文化的起源下一个定义，应该叫“中西合璧，古今贯通”。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西方人创立的，是建立在科学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精算。与此同时，我们一群人作为这家公司一起工作。马总说，我们不是一伙的，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一起努力，实现这个理想。公司做大后，在全国各地都铺设了分公司，大量的招聘人员从学校进入职场。应该成为怎样的职场人？专业教育其实是我们之前教育缺失的一部分。因此，马总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学习一些基本价值观，我们已经找到了儒家所说的“仁、义、礼、志、信、诚”作为我们员工日常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

何刚：2000年平安做过一次品牌大征集，今天大家都很熟悉的“中国平安、平安中国”，现在看起来水到渠成，浑然天成。当时这个品牌塑造和文化提升是怎么发生的？

盛瑞生：当时，正在从整体公司治理层面进行单独改革，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必须成为独立的法人。当时全球金融业出现了一些新趋势。经过分业经营的过程，90年代中后期和2000年前后形成了一体化发展模式。我们推进集团整体改革，集团公司要成为上一级的控股平台，各公司要牌照经营，分开监管。此时，集团公司需要为其子公司使用统一的品牌名称。在此之前大家都叫平安保险，但是平安保险不能放在信托和证券上。最后确定为简单的四个字:中国平安，这四个字作为我们的品牌名称。

那么口号怎么打呢？当时我们一方面招聘内部员工，一方面邀请外部专业广告公司。当时，麦肯光明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它提出了“中国平安”这个词，生来就与中国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平安二字是对我国人民生活、生活、家庭最简单的祝福。所以“中国平安”是对“中国平安”的祝福，让我们的品牌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所思所爱、所恨息息相关。

当时的广告就是从这样一个方向创作的。他们选择了青海的平安县、大庆的平安村、上海的平安巷、北京的平安街、广西桂林的平安桥，同时又结合了平安结、风筝等一些象征中国和平的传统符号。这个口号不仅体现了和平的文化和价值观，而且与国家和人民的声音和命运相结合。

平安凭什么能成为一家科技公司

何刚：随着深发展改名跟平安银行合并成大的新的平安银行，平安保险、资产管理和银行三个大军团齐备，外界说平安躺着挣钱，但平安后来走向了一条坚定不移的科技化、数字化道路。平安决策层是怎么考虑的？

盛瑞生：马一直保持着好奇心和学习能力。如果说起点的话，早在2000年左右我们就在搞科技了。当时我们发现互联网可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颠覆，于是开始建立PA18互联网保险销售服务平台。今天回头看，20多年过去了。其实当时用线上模式做保险销售是不现实的。所以后来我们关闭了P218，但是那些互联网和技术相关的人才都内化到平安团队了。他们和一些曾经在麦肯锡从事技术咨询服务的人一起，为我们打下了促进技术改造的人才储备。

更大的因素是平安在公司文化上一直有很强的危机感。马总从来没想过平安什么时候能保住，马总说平安一旦保住就要被打败。他说一句话，平安总是创业。回看平安的基因，蛇口基因培养出来的一批企业，一直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和饥饿感，适应各种变化，反应迅速。

何刚：考察整个平安科技转型，为什么平安能够走通科技创新这条路？到今天为止中国很多金融机构在科技方面虽然舍得花钱，但是科技基因还是不够，是不是科技跟金融比较稳健保守的文化有冲突？

秦朔：从2018年平安好医生的上市，到2019年的金融壹账通的上市，再到接下来的陆金所，包括区块链这些技术，平安也走在全球前面，平安的科技板块确实已经具备了独特存在的价值，这条路确实证明走通了。

感觉马总以后回头看，大概是科技类的个人烦恼最多，挫败感最强。因为马总不是一个追求小成就的人，他是一个追求大成就的人，一定要有大成就才能满足。从2012年的PA18到lufax，平安一直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流量从哪里来？因为金融业务频率还是比较低的，缺乏用户粘性。所以我觉得平安的管理层很有魄力。我相信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绝对没有第二个人，就是让你尽可能的跟你妈突变，让你不穿西装上班，给你股权选择权。这些人可以不参加晨会，灵活处理，允许火星人在地球上存在。

在自己写书的过程中，我有一种感觉，我深深的明白了用刀杀鸡是什么效果。中国所有的机构都克服了技术上的问题，本来应该是杀牛的。他安全使用小刀子的技术背景有多少人？平安11万人，科学家上千。这把牛刀一旦磨好，真的可以杀牛。马总的目标是和BAT甚至谷歌竞争。如果把平安各科技公司的市值加起来，也能排在全国互联网公司前列。

何刚：去年巴伦周刊英文版讲了平安被低估的三个原因。关键原因是平安是科技公司。看看平安，华尔街发现平安已经科学化、数字化、智能化、集中化，效率已经远远领先于中国机构，在世界科技机构中也没有失去同行。作为关键决策者，马总的远见、责任和推动舆论的努力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平安什么时候从上到下逐渐形成共识，科技投入，包括科技价值，是安全未来的可能性？

盛瑞生：科技最初在平安也是内生于金融主业中，比如车险理赔最初是三天赔付，后来缩短到一天，如今提速到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这成为平安产险业务在市场竞争中非常重要的尖刀，只有用科技的方式才有机会实现。

前瞻性管理起到了核心促进作用。从管理层和董事会的角度，我也可以讲一个小故事。04年我们在香港上市，跟随我们的腾讯也在香港上市。我们当时发行的股价是10.33元，腾讯当时是3毛钱。过了几年，平安管理层发现腾讯市值涨得非常快。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给社会和市场带来了各种颠覆性的认知，这也是一种外在的刺激。

32年之后，平安的未来在哪里？

何刚：2019年平安全年营收达到1.17万亿，平均每天3.2亿营收，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500亿，平均每天利润4个亿，集团资产8.2万亿，集团个人客户突破2亿，这些数字太恐怖了。平安已经走过32年快速发展期，这么大规模一个公司，未来32年平安会不会进入保守发展趋势，长期增长的创新活力来自什么地方？

秦朔：我觉得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由于保险银行的营收和盈利模式与国家宏观经济增长和人口红利状况密切相关，随着中国金融业资产负债表黄金扩张时代的结束，必然会走向精细化发展和管理化发展。从硬币的这一面来看，期望如此高的增长率是不现实的。今天，中国的总体投资回报率也在缓慢下降。平安和同行相比肯定是数一数二的，但和自身历史相比可能会慢一些。

那么下一个希望在哪里？一方面，通过国际化可能会有更大的市场，真正的希望在于通过科技创新重新定义和平，让硬币的这一面能够更快的成长。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平安的模式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一个有财务背景的公司，最后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技术使能财务、技术使能生态、“财务+技术”、“财务+生态”的公司。2018年，麦肯锡全球合伙人会议邀请马发表演讲。演讲结束后，麦肯锡全球合伙人(McKinsey Global Partners)表示，这是“迄今为止在金融行业走在前列的一次尝试”。这种尝试的结果当然是可以达到的，马自己的结果也一定能够实现。愿成为百年企业；也有可能出现波折，需要整个安全组织、安全文化、安全创新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打造，开启硬币的另一面。

何刚：平安曾经大胆尝试国际化，我们看到今天国际化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未来的平安是认为在国内机会大于国际化机会，还是坚定不移通过国内深根和国际拓展，两条腿并重继续往前走？

盛瑞生：整体上公司未来大的战略路径是“国际领先的科技型个人金融生活服务集团”，实施具体路径是通过“金融+科技”“金融+生态”驱动。

首先是“金融+技术”。科技赋予金融主业权力，帮助金融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降低风险。这部作品在过去的两年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比如今年上半年，我们客户通过智能语音机器人的在线服务频率达到8.6亿，占整个服务的82%；平安通过人工智能，每个月收贷款约2900亿。二是“金融+生态”。我们有几家科技公司是基于生态理念，既服务于安全，又服务于外部生态。比如平安良医，平安医保科技等。共同建立一个和平的医疗生态系统。平安的医疗技术专利排名全球第二，平安的医疗技术包括智能成像技术和肺结节图像识别技术在国际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糖网筛选技术也居世界第一。这些底层技术让我们有了强大的技术基础，可以通过互联网、云、人工智能来提高医疗机构和人群的医疗服务质量。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医疗卫生生态可以实现向主金融行业转型，引流主金融行业。有健康需求管理的患者或用户，转投平安的健康险、重疾险是符合逻辑的。这就是“金融+生态”。在这种模式下，比如平安就是好医生，拥有约3.5亿用户，是业内最大的在线医疗咨询服务平台。好医生在疫情爆发中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觉得中国市场还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深入挖掘，比如医疗健康生态系统需要我们的深度培育。

我们也在关注国际市场，主要是通过技术出口。这两年出现了一些典型案例。举例来说，金融一号通帮助香港金融管理局建立了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交易平台，这是我们业务国际化的一个尝试。此外，港口政府授予虚拟银行牌照，成立平安一号账户银行，也是国际化的尝试。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金融企业家

秦朔：平安在20年前出版了一本叫《大道上的和平》的书，是20年发展的总结。建议中国市场走正道，坚持理想主义和专业主义相结合是可行的。五年前开始研究创作新书的时候，我以为《大道上的和平》已经出版好几年了，很快和平就要30年了。近年来，正是和平经历了许多根本性变化的时候。这种痛苦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很多结果超出了预期。在这个过程中，创业精神再次绽放，变得更加绚丽，甚至带有悲剧色彩。很多项目失败了或者调整了。因此，我们认为和平的发展没有止境。不像很多已经看到天花板的公司，“无尽”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选“改革开放40年中国金融企业家100人”，我觉得马明哲先生不愧是第一。他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他经历了公司30年的整个经济周期。招商银行的马魏华先生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99年至2013年，马魏华担任招商银行行长。今天，我认为招商银行和平安银行是最好的零售商。为什么他们做的最好？因为他们没有资源，没有其他出路，只能争取服务。和平发展的历史现在是一部光荣的成长史，一部永无止境的自我进化史。其实也是一部血泪史，悲喜交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马明哲是一个真正的国家级金融企业家，领导着这么大规模的公司，坚持自我进化。

何刚：中国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金融家，马明哲先生当之无愧。您跟马总一起工作协助这么多年，怎么评价马总？

盛瑞生：首先是勤奋。到什么程度？可能大家都知道平安有邮件文化，包括各种签报，都是有时间限制的。过了时间，系统会自动催你。但马总肯定不会有人催他，因为他的赞同效果很高。关键是大家都睡着了。马总仍在深入思考一些公司战略和文化，以及一些重大改革和创新。他经常在凌晨一两点给每个人发长邮件，分享他的想法和意见。它的勤奋让我们自卑。

第二，其实平安整个成长过程有很多波折，马总给我的感觉就是锲而不舍。在很多场景中，我们觉得应该掉头回去，或者走另一条路。他相信坚持会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和决心，让全队都觉得前进是对的。在这个过程中，他表现出了那种毅力，这是非常令人钦佩的。

第三，他有着超乎想象的年轻头脑。在平安，很多比他小的少年和20岁的干部，往往会随着上马的一般节奏，感到有点喘不过气来。他每天想的东西都很前沿，很有挑战性，他有很多例子。一些看似不相干的行业或者事情，他能想到有什么借鉴、影响甚至颠覆可能带来和平。他的年轻、时尚、对学习的追求，常常让我们自卑。

在创新和专业主义中找到平衡

何刚：最后请两位做一点小结，32年平安发展历史，40年深圳发展历史，42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从平安看深圳，从平安看中国企业，从平安看中国，这里面有什么一以贯之的总结和忠告？

秦朔：平安大概是中国最有创新力的公司之一，拥有最无尽的边界，但也是中国最专业的创新公司之一。整个管控、组织管理、组织文化、流程架构都很系统。这两个特点的结合创造了一种平衡，使平安既有创业精神和灵活的创新能力，又有标准化，包括非常重视集团层面的管理和控制。

在40年的规模上，深圳诞生了这么多优秀的世界级企业，基本上都是创始人贯穿始终的业务，而不是今天在世界500强中看到很多公司名字，我们今天根本不知道它的创始人是谁，也不知道谁在那里管理。国家经济实力可以解决规模问题，达到世界500强，但是要解决世界100强品牌的问题，我觉得企业家和企业家才是答案。展望中国的未来，虽然我们需要很多500强公司，但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家和企业家创造的品牌，在充分竞争的市场领域进入千家万户，最终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品牌。

出处是什么？起源是创业。华为刚开始只有2800元，王石一开始也没有多少。当时马总第一年的任务只有500万保费，是非常小的金额。如果社会缺乏创业情怀，我觉得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这是深圳最大的启示。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按每1000个常住人口拥有的市场主体或商业主体，主要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集体合作团体，以及1000人拥有的创业主体，深圳253、广州156、杭州117、上海113、北京97。这是我们最近的统计数据。换句话说，深圳每四个人就有一个商业主体，每七个人就有一个企业主体，在创业密度上遥遥领先。所以，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觉得应该发扬深圳精神，让大家都有创业的热情。

深圳从最早只有3万人的小渔村发展到今天。没有成千上万愿意承担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千千人，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深圳。所以我觉得今天要再次发扬创业创新的精神，这是我来自深圳和平的经验。

盛瑞生：我觉得如果总结一下，我们经常说回到最初的内心，所谓最初的内心，就是回忆我们当年是怎么开始的。平安是那一年从蛇口起步的，蛇口基因包含几个因素，一个是刚刚提到的世界第一的创新精神，一个是开放的胸怀，继续保持开放的精神。

从平安的角度来讲，马总经常讲，平安是蛇口的孩子，蛇口的基因在平安身上留存多久，平安就能走多远。我们觉得在平安未来我们继续秉承好蛇口的基因，保持好开放进取的精神，我们就能共同期待平安的“无止之境”。